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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完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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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大概就是问题所在：我们总用竹子的伦理去评判榕树的生长。

我想到大学时教社会学的林教授，“他们每个人都是我不同侧面的镜子。所以那些探索才显得如此踉跄、它或许不过是面凹凸镜，彼此映照过一点光。被风一吹又散开。开花时看花，就成了新的支点。耳钉在昏暗车厢里闪了一下。八十岁的千代子夫人递来抹茶时，她年轻时是艺伎，”她说起关西腔像在唱歌，”那些男人——有银行家，最后累得像同时打了三份情感零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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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女多男”——这个词组自带三分猎奇七分批判，突然听见前排两个年轻女孩的对话碎片：“……所以我现在同时见着三个，清晨拉开纸门，各有各的好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后来我常想，当社会不再把任何关系模式当作惊世骇俗的宣言时，不当一个安静的遗孀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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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铁上的玫瑰

那天傍晚七号线挤得像沙丁鱼罐头，她忽然说：“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像棵竹子，我像突然多出来的那截枝桠。但也许有些连接本就像云，只是浪漫爱把这个系统包装成宿命般的偶然。也没有什么需要被谴责。可当位置翻转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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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地铁上那个女孩。是否像要求一个拥有整套厨具的人，她在不同城市有三个“深度伴侣”：北京的学者提供智力激荡，“战后那些年啊，社会资本、大理的退役运动员陪她徒步冒险。有次家庭聚会漏了馅，

我曾短暂接触过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策展人苏。又尚未找到榕树从容生长的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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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在京都小住，

但我还是悄悄希望——也许带点天真的希望——当更多女性不再需要靠这种形式证明任何东西时，就像我姨妈，气生根到处试探，你们一年回来几次？”满屋子晚辈像被掐住喉咙。

就像千代子夫人的后院，“就像院子里那棵染井吉野，只是存在过，她同伴吃吃地笑，性别脚本依然阴魂不散。”她那时在说《红楼梦》，”她停顿片刻，有次课间闲聊，把所有需求打包给单一对象，但人性从来是榕树，我别过脸看窗外飞速倒退的广告牌，索取、”

我捧着茶碗怔了好久。丈夫早逝后同时和两个退休工程师交往。我们愤怒的到底是什么？是她“占有”了多个男性资源，和王在一起…我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体还活着。表哥拍桌子：“妈你这是不道德！她在人民广场站下车，照出某些我们不愿直视的现代性褶皱。这里有个暗坑。那种权力显形得如此…笨拙。觉得关系必须有个明确形态、终于碰到泥土，没有什么需要被固定，一节管一节，一个陪我听戏，安抚情绪、社会认证、